大国维度（2018年6月号卷首语）

　　唐广德二年（764年），杜甫站在长江、嘉陵江流经的巴蜀之地，慨叹安史之乱后的颠沛狼藉，追思开元盛世下的政通人和。2018年，我们身处繁荣和谐的新时代，遥望盛唐的繁华，依旧为其蓬勃热情、开放多元的大国气度所感染和折服。

 

　　唐代历时之久远、国力之雄殷、影响之广泛，不仅在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中无出其右，在同时期世界文明古国中也位居前列。八街九陌、百业兴旺的长安城一度为各国向往。政局的稳定统一、经济的繁荣发展、民族的交流融合，使得唐代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明朗、热烈、开放的时代气息。

 

　　历史学家张广达曾言：“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做到了兼收并蓄的朝代。”一方面，大唐折中地继承汉文化的文明体系，兼收佛、儒、道三教思想，并企图摆脱形式的桎梏，向自由与现实靠近；另一方面，面对少数民族与外国文化的流入，自唐太宗起确立的开明基调延续整个唐代，不仅充分尊重旅居大唐的外域居民的思想文化、社会风俗、宗教传统，而且多次出使西域和周边国家进行交流。无论音乐、舞蹈，还是服饰、美术，大唐以博大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吸收一切可用的外来文化的精华，以通变求创新。开放和多元由此成为唐代文化最显著的特质，使今人得以领略最洒脱雄浑的诗句、最闲雅婀娜的乐舞、最妙趣横生的雕塑、最开放大胆的服饰。

 

　　知往鉴今，如今的中国如何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如鲁迅先生所言，在唐代文明中体现出的大国维度——对自我文化的自信把握，对外域文化的包容精选，“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