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年俗久 盛世万年长

文/李汉秋

中国味 中华年

中华历史上过年的传统大约有三四千年。《尔雅 释天》中有“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的记载，可见周朝就正式将自然周期称为“年”，至今也有两千多年了。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古代的春节叫“元日”、“元旦”、“新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引进西洋历法，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那时官方用公历，民间仍习惯用农历（又被称为阴历、旧历），新、旧二历并存。与双历制相适应的是两套节日系统，传统节日依旧按照农历系统。

年节体系是民族生活的时间表。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周而复始，这是生活的一个自然段落。一年中的若干小段落叫做“节”，年是节的统率，如果没有年，各个节就“群龙无首”了。岁末年初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之时，所以辞旧迎新始终是过年的主题、是年俗的核心。

过年是庆享一年成果、规划新年生活、燃起新的期望之时，年复一年的仪式、活动，积累成“过年”习俗，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愿景，充盈着人们对生活的理想和祈求，积淀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年俗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祈愿。择要而言，人们最基础的愿景就是丰衣足食，在习俗上表现为穿新衣、备年货，年夜饭要吃鱼（“余”的谐音），正月初一要吃年糕（“高”的谐音），以祈望年年富裕有余，一年更比一年高。

进一步的愿景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祈福迎祥，就是祈求幸福、期望祥和。贴门神、燃爆竹是祈望安康和驱邪，赠压岁（“祟”的谐音）钱是为避祟、保护儿童顺利成长，贴春联和福字、剪窗花、挂灯笼都是营造喜庆祥和的氛围，逛庙会、赏花灯、看演出，普天同乐、天人和谐。过年时合家吃年夜饭、守岁，尽享天伦之乐。拜年时尊老爱幼、彬彬有礼、团结和睦，一扫粗野、嫌恶、仇怨。

中华年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和精华，已经成为民族灵魂、民族根基的组成部分，这是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所不可或缺的。

这种培育，不是通过说教灌输，而是让人在亲身经历中感受、养成。从孩提知事开始，就年复一年地耳濡目染，在喜庆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受到陶冶。它未必强烈震撼，却深深嵌入生活，浸入情感，沁入心田，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潜移默化又刻骨铭心的影响。成人乃至老人，许多往事已经如烟而散，而儿时过年的温馨场景仍珍藏心底，历久不磨。

过年，是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我们要维护这种铸造中华魂的文化记忆。所以，过年决不光是过吃喝，而重在过文化，过精神，过情感。

西方节日多与宗教有关，中国传统节日则注重人伦感情。回家过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人们从功利境界回到天伦境界。

许多人觉得现在的年味淡了，这有历史原因，也有现代因素。过分地以功利为指归，会扭曲人的正常感情、削弱人伦情义；过早、过重的竞争压力使人在童年就失去快乐，人心浮躁，不利于社会和谐。比如长辈给压岁钱的本意是表示对晚辈的关爱，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精神元素多于物质元素，有些人却只看钱数不看人情。在此情况下，更有必要经营好中华年。

“每逢佳节倍思亲 ”，贯穿过年的始终是浓浓的人伦情义。感恩长辈、关爱晚辈，安享天伦之乐，敦睦情怀、慈爱心肠，扩及亲邻友朋，这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占有重要位置，这就是 “福 ”。西方圣诞节给孩子分派礼物的圣诞老人的身份是“天使”，中国赐给压岁钱的是长辈，因为我们的天堂不在彼岸，而在天伦之乐的和谐境界里。

感情是一切年俗的生命，不投入感情，除夕团圆饭只是吃吃喝喝，压岁钱只是数数钞票，年只是乏味客套，发贺卡只是文字游戏，一切年俗只是古旧枯燥的形式。而一旦注入了真情实意，年俗就有了生命。“忙年”，不仅要忙家庭的物质建设，更要注重忙家庭的文化建设。不仅要忙过年的文化环境，还要忙长远的家庭文化传承。中国人注重“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国有国史，家有家谱，从国家到地方，到家庭，到个人，都有机会留名而精神不朽。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激励人提升生命价值，提高生命水平。有条件的家庭，在过年时可以搞“家庭年记”，把家庭成员做的好事记录，成为家庭文化的载体，积累下来就成为家史。

除夕的年夜饭是团圆饭，是过年的仪式，这不仅是在世人的团圆，而且是对祖先的缅怀和纪念。人们不远千里冲风冒雪赶回来，不单纯为了吃饺子，而是赶回来参加家族的盛典，实现合家团圆的愿景，这是一种心愿，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过年扩大到社会是必然走势。

近年中央领导很重视传统节日，曾指示，策划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努力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和精神的内涵。

团拜活动值得提倡。目前，单位的团拜已经在开展，朋友、邻里之间也可以团拜。有青年提出，跟朋友过洋节很放松，我们的传统节日何尝不可以和朋友一起开派对呢？汲取西方节日的长处，发扬我国敦亲睦邻的传统，亲戚、邻里都可以组织团拜，大家“轮流做庄”，精心做好东道主。密切的邻里关系也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团拜也可以由社区主持，大家参与。

庙会也是群众性的大型文化活动，近年恢复发展得很快。庙会上常看到两种动人图景——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兴高采烈地玩耍，老人安坐轮椅由晚辈推着游玩。目前，庙会的内容和形式都远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庙会可以和社区结合起来，广泛发动社区群众参与，成为社区活动的舞台，而社区活动是庙会的丰富资源和坚强后盾。

年俗美 年味浓

由于历史的原因，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节日被边缘化，逐渐被淡忘。因此，我们现在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找回这些习俗记忆，并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

近百年来，本该不断发展的习俗停止了生长，成为记忆标本。因此，我们在找回曾经的记忆后，要迅速偿还历史的欠债，并给它注入时代的生长因子，使之跟随时代的脉搏一起成长。唯有此，寻找回来的习俗才能再次被时代拥有，文化记忆才能重新延续。

从狭义上讲，春节一般就是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由一系列活动构成的，一般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其中又以除夕、正月初一和元宵节为三大标志。因此，春节以农历岁首为界，喜庆气氛要持续一个多月。

岁首前有腊祭、祭灶、祭祖、除秽，三十日要贴门神、对联、吃饺子、放鞭炮，除夕有吃年夜饭、“守岁”等活动，正月初一晚辈向长辈拜年，然后到亲友家拜年。亲友第一次见面时，一般说些“恭贺新喜”、“恭喜发财”等祝福的话，互相祝贺。各地除互相登门拜年，还有给儿童压岁钱、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逛花市、赏灯会等习俗……这期间游人满街，盛况空前，直到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结束。

张灯结彩迎新年

 

腊月初八是年节的开场，在品尝了美味的腊八粥后，人们就要开始为过年做准备。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是小年节，一直到年三十前，是春节最后的准备阶段。这期间，人们清扫房屋、贴窗花、挂年画、写春联、蒸年糕，忙忙碌碌，俗称“忙年”。

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庭院、清洗器具、拆洗被褥。

清洁之后，就要开始布置房屋，营造喜庆的节日气氛了。

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古代神话中，有一个“鬼域”，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须赶回鬼域。鬼域的门神名叫神荼、郁垒，如果发现有鬼魂在夜间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就会捆住这些鬼魂送去喂虎。因此，鬼魂都畏惧神荼、郁垒，民间就将桃木雕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避邪除祟。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

到了宋代，人们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的美好心愿，三则为了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后来逐渐发展为在象征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贴在门窗两边，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心愿。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横披贴于门楣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多贴在家具、影壁上。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墙壁、门楣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福气已到。

为了祈求一家人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俗。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本领，所以门神永远都相貌狰狞，怒目圆睁，手里拿着各种武器，随时准备同上门的鬼魅战斗。由于中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时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夜里就再也没有受到鬼魅的搔扰了。之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除了贴春联和门神，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中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为“窗花”。窗花将吉祥事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局限于这些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合家团圆熬年夜

年三十晚上守岁，俗名熬年，是因为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叫“年”，每隔一段时间，“年”就要出来伤害人畜，毁坏田园，降灾于人类。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即每隔三百六十五天，在天黑以后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人们为了躲避“年”，腊月三十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关紧大门，不敢睡觉，并喝酒壮胆。等到初一早晨，确定“年”返回山林之后才敢出门，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吃掉，这样过了很久，一直平安无事，人们对放松了对“年”的警惕。

有一年三十晚上，“年”突然窜到江南的一个村子里，几乎吃光了全村的人，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和几个因为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玩耍的小孩儿幸免于难。此后，人们知道“年”怕红、怕光、怕响声，于是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

发展到现在，除夕守岁已成为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在火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

吉祥如意吃年饭

除夕和正月初一是年节的高潮，家家户户都要进行贺年活动，饮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各地过年食俗异彩纷呈。

中国人对新年第一餐非常重视，虽然各地食俗不尽相同，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吉祥如意，所以新年饮食都有吉利的名字。

除夕、大年初一吃饺子本是北方人的习俗，现在江南也开始风行。各地饺子的做法和食法不同，但是寓意都是一样的。除夕吃饺子，取“更年交子”（来年交好运）之意，大年初一吃饺子则是为了一年交好运。饺子形似元宝，所以寓有“进宝”之意。在饺子馅中放糖，寓意新年日子甜美；放花生（称长生果）寓意长寿；一锅饺子中有一只放钱币，寓意吃到的人“财运亨通”。

北方人家过年的年饭，是用金银米（黄白米）做的，饭上用枣、栗、龙眼、香枝点缀，插上松柏枝。江南地区的“年饭”要在节前预先做好，盛放在竹箩中，上面放红橘、乌菱、荸荠等果品及元宝糕，插上松柏枝。南北同风的年俗，是新年必吃年糕，以祝愿生活“年年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江南人家新年泡茶敬客，茶盘里或碗盖上放两只橄榄，称为“元宝茶”。新年吃饭，必有炒青菜，寓意“亲亲热热”；必吃豆芽菜，因黄豆芽形似“如意”；每餐必食鱼头，但不能吃光，意为“吃剩有余”。

四川、重庆地区的新年第一餐要吃汤圆。将糯米、粳米淘洗后，用清水泡数日，然后碾成湿粉，盛入布袋，滤干水分后制成小块晒干，或用市场上出售的干汤圆粉制成各种馅心的汤圆，甜润可口。

云南的白族人在新年第一餐要喝“泡米花糖水”，祝愿新的一年里日子像糖一样甜。苗族人新年喜欢吃奶饼、手抓肉和油饼等。

湖北的一些地方，大年初一要喝鸡汤，象征清泰平安。其中，家里主要劳动力还要吃鸡爪，寄意“新年抓财”；学子要吃鸡翅膀，寓意“展翅高飞”；当家人则吃鸡头，有“出人头地”之意。

湖南大多数地区的新年第一餐要吃年糕，意为“一年更比一年高”，而少部分湖南的苗族人民的新年第一餐吃甜酒和粽子，寓意生活甜蜜，五谷丰登。

安徽部分地方，新年时每人要咬一口生萝卜，名为“咬春”，可除菌防病，新年吉祥。

河南部分地区的人们在大年初一要把饺子与面条同煮，叫做“金丝穿元宝”、“银线吊葫芦”。

江浙部分地方，新年第一餐要吃由芹菜、韭菜、竹笋等组成的“春盘”，寓意“勤劳长久”。

广东部分地区，大年初一要吃“万年粮”，即做好足够家人吃三天的饭菜，有不愁吃喝之意。潮州一带，常吃用米粉和萝卜干油炸而成的腐圆，喝芡实、莲子等熬成的“五果汤”，寓生活甜美，源远流长之意。

广西一带有些地方过年要吃甜食，象征甜甜蜜蜜。壮族人新年第一餐要吃白斩鸡酿豆腐、油堆等。

福建的闽南人，大年初一吃面条，寓意年年长久。漳州一带新年第一餐吃香肠、松花蛋和生姜，寓意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疆维吾尔人，新年第一餐吃以大米、羊肉、葡萄干做成的香喷喷的“普罗”，还吃用面粉、羊肉等做成的包子和用带骨羊肉做成的手抓羊肉。

塞北大草原的蒙古人，新年第一餐是全家人围坐在蒙古包内火炉旁，向长辈献辞岁酒后，吃烤羊腿和饺子。

台湾的高山族，大年初一吃“长年菜”，这是一种长茎叶、有苦味的芥菜。有的还在菜里添加细长的粉丝，寓意绵绵不断、长生不老。

欢欢喜喜拜大年

春节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到亲朋邻里家中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古时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是平辈相互道贺。现在，有些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但从正月初一至初五，多数家庭均不接待妇女，谓之“忌门”，仅限于男子外出拜年，妇女则须等到正月初六以后才能外出走访。拜年活动持续很长时间，到正月十五左右。

根据社会关系，拜年大体可分四类：一是走亲戚，比如必须先带礼物到岳父家，进门后先向佛像、祖宗牌位各行三叩首礼，然后再向长辈们依次跪拜，可以逗留吃饭、玩耍；二是礼节性的拜访，进屋后仅向佛像三叩首，如与主人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如主人比自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这种情况一般寒暄两句就要告辞；三是感谢性的拜访，凡欠人情者要买些礼品，借拜年之机表示感谢；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于素日没有过多来往的街坊，只是到院子里彼此抱拳说声“恭喜发财”，无过多礼节。古时，如果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的，就会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写有受贺人姓名及住址的恭贺卡片前往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承放飞帖之用。此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至今春节赠送的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便是飞帖遗风。

大约从清朝时起，拜年又添“团拜”形式，清人艺兰生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电话拜年和短信拜年等。

兴高采烈逛庙会

庙会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宗庙社郊制度——祭祀，在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的过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集体开展一些活动，如进献供品、演奏音乐、举行仪式等，这种为祭祀神灵而产生的集会可以看作是民间庙会的雏形。久而久之，“庙会”演变成了人们节日期间，特别是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

与其他民俗一样，庙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能够体现出时代的色彩。秦时，庙会的内容单一而稳定，即祭祀祖先与神灵。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道教也逐渐形成，佛、道二教为争取修建更多寺庙、道观以及吸引更多信众，展开了激烈竞争，在其宗教仪式上增加了舞蹈、戏剧、出巡等娱乐内容。不仅善男信女乐此不疲，凡夫俗子亦多愿意随喜添趣。

两晋及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开始衰落，饱受战乱和欺压的百姓纷纷皈依佛教或道教，佛、道二教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系统化，在南北朝时均已站稳脚跟。北魏时期，除了把神佛塑像装上彩车在城乡巡行的“行像”仪式，他们还在寺庙、道观中定期进行一些佛事或法事活动，信徒俗众前往斋戒听讲、顶礼膜拜。

六朝以后，寺庙、道观日渐增多，庙会也兴盛起来。到唐宋时期，佛、道二教达到全盛，对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

元朝时，因以喇嘛教为国教，其他宗教均受到打压，佛、道二教之间的矛盾激化，“行像”之风衰落。明代时，许多庙会已经开始向市集的性质上转变，庙会的主要内容变为观赏游玩和商品买卖，真正进行祭祀的人并不多。

到了清代，庙会已经分为“多内涵型庙会”与“迎神赛会”。前者在祭祀仪式的同时有举办游乐活动，而后者则是把神像抬出庙外巡行，没有集市但有表演，同时也有部分地区将无庙有市的集会也称为庙会。

庙会在北方保留得较为完好，南方则逐渐消逝。庙会的主要内容是大量的小吃、小商品和游乐项目。以北京为例，庙会中典型的小吃、商品以及娱乐主要有糖葫芦、爆肚、风车、兔爷、套圈和射击等，表演则为旱船、秧歌、舞龙、舞狮等。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华人社区在春节期间均有大型活动，以文艺游行为主，庙市为辅。文艺表演主要为锣鼓、腰鼓、舞龙、舞狮、古装游行等。由于远离故土，春节这一古老而鼎盛的节日所带来的归依感，使唐人街庙会上的节日气氛显得更为浓烈。

社火是中国汉族民间一种庆祝春节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也是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等的通称，具体形式随地域而有较大差异。追溯社火起源，它与远古时的图腾崇拜、原始歌舞有着渊源关系。原始社会的人们把本氏族的图腾标志雕刻在石壁、木柱或刺在身上、脸上，有的还制成面具，每逢祭祀的时节，人们在身上绘有图腾图案或戴上图腾面具，边击打劳动工具，边跳着模拟图腾的舞蹈，祈望所崇拜的图腾能给予他们神奇的力量。到了商周时期，宫廷里就有了逐鬼的祭祀仪式，周代称之为“大傩 ”，是一种带有巫术性的舞蹈。

经朝历代，“驱傩”由宫廷传入民间，逐渐形成巨大的民俗礼仪活动，演变为乡村祭神、娱神、迎神的赛会，并加进杂戏表演。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陕西等地都要举行盛大的社火活动，规模从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群众燃放爆竹迎接社火队伍，并赠予烟酒等礼物，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气氛热烈。社火中最具表现力的是高台。每个高台均有主题，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常见的故事情节有三打白骨精、二郎救母等。高台由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指挥建造，即在一个专用的桌子上使用钢筋、布料、彩纸等材料做出各种造型，如假山、树木、动物，然后按其内容将儿童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固定在高台上，少则一人，多者十余人，高可数丈。

社火表演形式多种多样，有一个大人背着一到三名儿童表演的“背社火”，有骑马、牛、骡子表演的“马社火”，此外还有“高跷社火”、“车社火 ”、“山社火”等。耍社火时，靠的是演员的动作表演，并配以旌旗、仪仗、锣鼓等，规模浩大，场面热烈壮观。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发掘传统年俗，找回了许多年俗文化记忆。 2012年，《光明日报》报道，中断几十年的龙山“九子鞭”表演闪亮登场，诞生于二百年前的枣庄“竹马会”又重现舞台；《中国艺术报》也报道了花腰彝女子舞龙等等。传统的舞龙、舞狮正逐渐恢复生命力。水是生命之源 ,也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国人观念中，龙王掌管雨水，各种各样的舞龙异彩纷呈：火龙、水枪龙、冰上龙、花脸龙、板凳龙、皮影龙等等。传统还认为狮子威武，舞狮也是百花齐放。舞龙、舞狮威武雄壮，壮我民族精神，又适合群众活动，已成为中华节日的代表性符号。龙、狮腾中华，文化回归，气象万千。回归后，适者生存，必然会发展、会创新、会繁荣。

与时俱进，引进现代科技，比如从桃符到春联，从贺帖到短信再到网络诗歌。贴春联的习俗遍及了中国大江南北，这是中华独特的诗与书法结合的艺术，应当大力发展。近年，这种年俗又扩展到网络春联大赛、手机春联大赛等等，都值得提倡。

“风雨洒君门，和风净凡尘。又到换符时，围坐念友人。感激厚往昔，祝福润新年。但愿万般好，平安又一春。”——把珍贵的情谊镌刻在历史的年轮上，把希望的种子撒播在新年的田野里。给大家拜年啦。

 

作者简介

李汉秋，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人文科学学者、教授、编审。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0年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会长、中国关汉卿研究会副会长。人文社会科学界泰斗张岱年教授评价李汉秋： “《外史》《红楼》深解味，汉卿实甫真知音”。

李汉秋在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中华节日体系的研究和建设，首倡中华人伦诸节的设置，如清明、端午、中秋、除夕等，经国务院批准 ,这几个节日已成为现代中国的法定节日。同时，他也非常重视推进道德建设，首编《新三字经》，首为“仁义礼智信”恢复正名，首倡新三伦五常，在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专家组名列首位。李汉秋还担任中华母亲节促进会创会会长、中华父亲节促进会会长等职。